我1994年年底回國，1996年還在北京電影學院鬼混，以打麻將為主業。我不是一個會大跨度去回憶的人，坐在這里回憶20年前，我的記憶系統會過濾掉很多東西，會把它美化，未必真實。但那段日子對我來說，確實是渾渾噩噩的。

曾經馬東也有過一段迷茫的時光。

轉折出現在1998年。那年我開始在湖南衛視工作，算是正式邁進了電視行業。2001年，節目停掉，我回到北京，開始在央視做節目。這一路下來，好像身后有一只手，一直推著我向前走。

90年代末，國內涌現了一批質量上乘的雜志。沒記錯的話，《新周刊》《三聯生活周刊》《中國新聞周刊》都是1996年前后創刊的。我在湖南衛視做《有話好說》時，覺得這些雜志里的故事是很好的電視節目素材。那時候，期刊和電視節目的受眾群不完全重合，所以，即便是深度調查或深度報道類的電視節目依然可以從紙媒里找靈感。當時，很多選題都來自報紙和雜志。

馬東在《挑戰主持人》節目中身兼制片人、總導演、主持人數職。

我是做訪談節目出身的，這些年我覺得做過的最有意思的幾件事里，采訪是其中一個。大概有十年時間，我每周都會采訪一個人，就像我們現在這樣，坐著聊兩三個小時，再剪成45分鐘的節目。我現在不再做這件事了，但依然有更年輕的人在做，他們用鏡頭或者用文字去關照這個社會和生活，這件事既有意義又有意思。

90年代是電視的黃金年代，2000年之后，依然是電視的黃金年代。我2012年離開電視行業，算是趕上了中國電視黃金時代的后半段。對于整個行業來說，最大的變化是傳播方式的變化。技術進步是大趨勢，當年我們只有朦朧概念的很多想法，今天都實現了。

馬東現在已從傳統電視媒體轉戰新媒體。

前兩天，我看了《史蒂夫·喬布斯》，電影一開場就用黑白片子去講以后的電腦會幫你做什么，會是什么樣子。這個開場特別有意義，它讓人知道，幾十年前我們是怎么思考的，大多數人已經不記得很多年前的思維模式，覺得今天享受的所有成果都是早就存在的。

我從來都不是一個電視人，或者互聯網人，我自認是一個做內容的人。用什么樣的渠道去傳播，當然會有一些不同，但本質上是一樣的，無非是追求更有效的傳播。

有人說，碎片化的時代很難傳播有深度的內容。這是一種偏見，背后有一本經濟學的賬。八九十年代，我們讀長篇小說，那是在信息相對匱乏的時代背景下最符合經濟規律的傳播方式。和小說相比，雜志已經碎片化了很多信息。像《新周刊》，開篇的幾頁都是信息性的豆腐塊文章，這難道不是碎片化了人們的注意力和閱讀方式嗎？今天，手機閱讀又把紙媒內容碎片化了，同時創造了更生動的讀圖模式。現在，讀圖時代也即將過去，視頻時代悄然而至。當你沉浸在像《紙牌屋》這樣高質量的電視劇時，難道不也是在閱讀長篇小說嗎？人們接收信息的本質沒有變化，只是信息量更大了，為了適應這個信息量，大家選擇了更優化的方式。

馬東主持節目《漢字英雄》。

我不相信紙媒會死。內容的載體也許會改變，但紙媒這件事不會沒有。我們的閱讀在一定程度上被手里的手機、iPad、Kindle所取代，但這不過是閱讀介質的變化，變相來看，這甚至是種成本的優化。紙媒的價值不在于那張紙，而是它們所傳達的信息。在整個產業鏈條中，最可貴的也不是那張紙，而是這些媒體所訓練出的編輯和記者，他們才是這個行業的最大價值。

我在過了不惑之年后離開媒體行業，開始創業，也不覺得這是一件多么嚴重的事。“創業”放在20年前不就叫“干點事兒”嗎？而今天，當“創業”這兩個字被寫在黑板上時，好像有了特別多的金錢味兒、苦逼味兒，好像是專屬于年輕人的事業，背后還要有一堆導師告訴你無數條提高成功率的黃金法則。其實，“創業”和“干點事兒”一樣，唯一的法則就是好好干，撅著屁股干。

我不喜歡“瘋狂”這個詞，更不覺得今天是創業的瘋狂時代。如今，我們有那么多創業者，只是因為有了更好的商業環境。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大家的契約意識和違法成本都提高了，整個社會尊重商業規律的大氛圍開始形成。基礎的東西做對了，高速公路建好了，車就跑得快了。在當年那個羊腸小道上開140邁是瘋狂，在今天的高速公路上開80邁以下才是瘋狂。創業這個大行業中有很多泡沫，但有什么關系呢，沒有泡沫的行業是沒戲的行業。

《奇葩說》證明了好內容的商業價值。

因為做了一個年輕人的節目（《奇葩說》），我有很多機會和90后甚至95后打交道。他們和我們這代人年輕時一樣，代與代之間的差異沒那么大，只是外部環境不一樣了。每個年代的人變化都沒有想象中那么大，我們可以把它放在一個更大的時間跨度上去衡量，年輕人想的那點事兒，那點兒被荷爾蒙驅使的欲望，本質上是沒有變化的。

這個世界是從不多元、反多元向多元修正的過程，我們都在做這樣一件事。信息技術的發展讓我們走向多元的步伐加快了，這個是對的，并且彌足珍貴，從整個社會運行角度來看，這20年我們沒有走錯方向。

我想，未來不會更好了，也不會更壞。中國歷史有一種積累、爆發的規律，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積累的東西已經蠻多了。而作為一個中年人，如果說有什么期待，我只是希望未來的生物科技和醫療水平能有突破性發展，讓我們這些四十多歲的人能活得長一些，把這個世界看得更久一些。

來源： 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