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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本海默基金公司副總裁、基金經理李山泉是紐約金融界的常青樹。頭發已經花白的他在華爾街摸爬滾打26年。他明亮寬敞的辦公室位于紐約下城的金融區，離華爾街不遠。

回憶起9年前那場次貸危機最高潮的幾天(2008年9月15日)，整個市場風雨飄搖，李山泉辦公室外的紐交所門前，媒體搭起了直播平臺，實況播放市場的劇烈動蕩。有朋友問他怎么辦的時候，他安慰朋友說：“這其實只是一個市場周期。產品可能被改變，市場可能要完善，但是美國還是需要銀行，需要金融。”

市場永遠有周期

李山泉在奧本海默基金工作已經超過22年。在基金公司里，一切靠實力說話，不賺錢就走人。在奧本海默基金，李山泉一直專注于負責規模達幾十億美元的、黃金和金屬相關公司股票投資的基金。

“如果在金融行業呆的久了，經歷過幾個市場周期，就會知道，金融危機其實無非就是一個市場周期的一部分。市場永遠在好的時期和艱難時期之間循環。”李山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美國乃至全球各國的經濟在歷史上從來不是勻速發展，都如同海浪一樣呈現自然的漲落。在經歷一段欣欣向榮的擴張期后，因為信貸擴張造成金融杠桿過高、供給增長過快超越需求等原因，而出現緊縮周期。經濟危機便是緊縮周期的高潮部分。

最近30年，美國已經經歷了至少三輪大的經濟危機。1987年，美國股市在經歷了7年的大漲之后，在黑色星期五(1987年10月16日)無預警地出現暴跌。隨后的幾周內，恐慌傳遍全球股市。到10月底，美國股指已經下跌近四分之一。十年后的1997年，高速發展的東南亞國家因為錯誤的匯率政策和過熱的經濟引發了亞洲金融風暴。亞洲金融風暴對美國影響不大，但是隨后的2001年被炒上天的互聯網公司股票泡沫破裂，納斯達克股指暴跌，緊接著發生9·11恐怖襲擊，更加把美國推入金融危機的谷底。再十年后的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隨后雷曼兄弟宣布破產，政府大規模救市。

“金融危機本身來說是件壞事，對整體經濟打擊很大。但是對于很多從業者來說，只要不翻車，能從中學到很多東西，是學習的最好機會。”李山泉說，“一個人的一生能遇上的經濟危機次數有限。經濟危機誘發的原因，影響的產品和影響的程度，產生的震撼，每次都不一樣。”

李山泉所從事的黃金和金屬相關公司股票投資有其特別的周期屬性。

“危機來臨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看投資人的心態如何變化。當股市大跌的時候，避險情緒十分高漲，這個時候擁有貨幣屬性的黃金就進入上升通道。而從事金礦開采的公司利潤也大幅上升，股價會出現上漲。”李山泉說。

他告訴記者，金融危機的時候，由于避險需求和由美聯儲零利率寬松貨幣政策激發的通貨膨脹的擔憂，使得黃金價格從2007年初的每盎司620美元大幅上漲到2008年最高將近每盎司1000美元。而其他的金屬則各有各的周期，不隨貨幣市場起落，而是隨著技術革新，在需求端或者供給側出現大幅增長時出現價格大幅改變。

巴菲特曾說過：“別人貪婪的時候我恐懼，別人恐懼的時候我貪婪。”李山泉也認為，“金融危機的時候就是找到好東西的時候。這個時候正是投資的好時機，許多好股票可以用平時根本看不到的低價被拋售出來。”

交易時間點決定一切

牢牢抓住交易好時機的不只李山泉，當時著名的德意志銀行結構產品交易部董事總經理策略師徐幼于(Eugene Xu)也是次貸危機浪潮中的贏家。

在2005年市場一片火熱的時候，徐幼于就發表了分析報告認為，即使房價不下跌，只要上漲速度放緩，次貸危機就會爆發。當時在火熱的市場中看到恐懼的人不多，幸好有德意志銀行的交易員格雷戈·李普曼(Greg Lippmann，《大空頭》影片中Jared Vennett的原型)相信徐幼于的分析。而當時美國的金融衍生產品也讓徐幼于等看空市場的人方便、廉價地大量賣空市場。最后，德意志銀行賣空了50億美元的次級貸款，狠狠地賺了一筆。

作者邁克爾·劉易斯(Michael Lewis)戲劇化地描述了德意志銀行房貸抵押債券交易部門的故事，寫出暢銷書《大空頭》(《The Big Short》)，并被好萊塢改編成電影。徐幼于便是書中那個什么問題都算得出來，告訴大家要賣空市場的數學天才的原型。

“2005年、 2006年完全是火熱的氣氛，很多債券不愁賣不掉，只愁貨太少。一直到2007年，許多人手上有很多的貨，但是價格下跌得很快。有人覺得這是暫時現象，拿在手里不肯出手，到了后來市場整體不行了，整個市場的變化非常快。”徐幼于回憶說。

這些購買次貸債券的投資者可能根本沒有去過那些次貸所購房產的地區，但是投資人對次貸債券的追捧，推高了那些地區的房價，造成了更多的房產泡沫。銀行更加放松對借貸人的資格審查，反正這些貸款也是要打包賣給投資人和其他銀行的，貸款銀行根本也不用承擔多少風險。更大的房產泡沫又促使更多的人去借次貸買房，再吸引更多投資人買入次貸債券。當越來越大的房產泡沫隨著利率升高、需求變少而破滅的時候，泡沫已經通過金融衍生產品把局部的問題擴散到了整個金融領域，直至對實體經濟形成沖擊。

“次貸違約率上升就像推倒了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引發一系列的問題，第一個就影響到所謂的以次級貸為抵押品的分層債務，也就是以次級貸為抵押品的債券信用擔保債務憑證(CDO)。次級貸CDO又波及很多東西，例如，引起銀行資本不足，流動性出現問題，并開始影響實體經濟。”徐幼于說。

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所以比2000年互聯網科技股泡沫破裂、納斯達克指數暴跌對美國的影響更大，就是因為房市的泡沫通過次貸進入金融系統，通過金融衍生品讓更多人參與了這場房市泡沫的破裂。通過連接更多的人參與，一個局部性的房產泡沫，被更多的圈外人一起參與吹大。等到泡沫破裂的時候，更多的人被波及。

徐幼于向記者介紹，次貸危機爆發前，房價的暴漲讓很多沒有足夠財力的人開始擔心未來更加買不起房子，同時又希望成為房主來享受房價瘋漲的利益，在這些原因的驅動下，這些人也加入了買房大軍。而此時，銀行有太多的現金，卻沒有足夠的投資機會，也愿為這些原本不夠資格貸款的人提供房屋貸款。因為很多人沒有足夠的收入償還房貸，所以許多次貸頭幾年的固定利息特別低，之后再調整為浮動利率。

瘋狂的人們腦子里充滿了“如果”的憧憬。如果，房市每年都能快速上漲，即使過上幾年還不起房貸，轉手把房子賣了就能還清，外加不錯的回報;如果，利息能維持在低水平，即使過上幾年，房貸調整為浮動利率，房貸利息也不會很高。這些自欺欺人的假設雖然現在看起來充滿諷刺，但是在房價瘋漲的年代幾乎就是人人堅信的真理。這就讓購房者放心地買入自己負擔不起的房子，讓建筑商盲目的建造本來賣不出去的房子，讓銀行放心的借出次貸，讓投資人放心地投資次貸的衍生金融產品。

當通過不顧一切增加金融杠桿透支的購買力逐漸疲軟，房市的上漲速度在2005年終于開始放緩。同時，美聯儲開始加息以應對過熱的經濟。支撐次級貸的兩大支柱——房價快速上漲和低利率都不復存在。房價開始疲軟，并隨著時間推移出現暴跌，終于引發次貸危機。

對手風險計入交易估值

金融危機的爆發，首先忙碌起來的自然是投行的交易員。當時在法國巴黎銀行信貸交易部的王威廉(化名)還能清楚地記得，金融危機爆發時，雷曼兄弟宣布破產的那個周末深夜，他接到老板的電話。老板先為半夜打擾表示歉意，但是告訴他雷曼兄弟剛剛宣布破產，希望第二天早上全組能提前到辦公室。

“早上不到6點大家都到了辦公室。那天早晨市場的動蕩其實比起后來幾個星期，還不算什么。但是每個人都在忙碌，直到開市都還沒完全搞清楚公司的風險倉位是多少，需要因為雷曼兄弟破產重新對沖多少風險。”王威廉說。

原來，交易員買賣信用違約掉期(CDS)與買賣股票債券等證券不同，股票債券買賣一旦交割完成，交易雙方就沒有關系了。而買賣信用違約掉期(CDS)乃至任何掉期產品，在合約到期前，都不斷地需要與交易對手有資金往來。所以，一旦交易對手破產，與該交易對手所簽署的合約就成了廢紙一張。原本已經計入盈利的需要減記，原本已經對沖平衡的倉位，也需要重新平衡風險。

“在雷曼兄弟破產之前，銀行往往只有在與對沖基金等被認為對手風險比較高的客戶進行交易時，才要求抵押品。銀行間交易為了方便和互惠，往往不需要抵押品，因為信用等級頗高的銀行當時被認為對手風險非常小。很多公司的交易系統當時也沒有提供簡便的方法估算如果一個交易對手破產，需要如何重新平衡風險。”王威廉說。

自從次貸危機雷曼兄弟倒閉之后，金融界重新認識了對手風險，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人力來建設技術系統，監控對手風險，方便處理主要交易對手倒閉等后續問題。此后，銀行持續投入金融建模來量化每個交易所承擔的對手風險，并且將對手風險計入交易的估值過程。

高科技席卷華爾街

如果說，金融危機的血雨腥風已經過去，那么這場大災難在華爾街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促成華爾街乃至全球金融市場系統性的變革。

想約加拿大皇家銀行紐約資本市場部全球客戶管理平臺負責人宋翔的采訪非常難。他總是日夜不間斷地加班。開始兩次約在晚上8點，每次到時候他都抱歉地說，自己還在加班。第三次約在周五晚上10點，他的電話仍舊打不通。

“不好意思，我在客廳里等你的電話，由于太累了，坐在沙發里睡著了。”宋翔第二天微信第一財經記者說。

宋翔兩年前從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MSCI)轉到加拿大皇家銀行。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自己的工作正是應了全球投資銀行們紛紛把公司資源信息集中化的趨勢。為此，加拿大皇家銀行已經投資幾千萬美元來進行這個系統化的工程。

“我現在負責工作流程再造(Process reengineering)，也就是把做事情的方式再改變一下，更好地管理客戶信息，賺更多的錢，”宋翔說，“原來是各個小部門有自己的平臺。現在這些全都拆掉，統一使用新的平臺。”

加拿大皇家銀行的做法，可以說是美國甚至全球金融業的一個縮影。由于美國政府對華爾街監管力度的加強，杠桿率已長期保持較低水平，投行的利潤大不如前，他們逐漸把目光轉移到用人工智能或者機器來執行業務，以降低成本。

“我們用機器學習技術向投行提供預測性推薦。去年推出的‘新機遇引擎’(Emerging Opportunities Engine)，可以通過對財務現狀、市場行情和歷史數據的自動化分析，辨別出最適合發行新股的客戶。” 摩根大通前首席運營官馬特·贊姆斯(Matt Zames)今年4月在一封題為“重新定義財經服務行業”的股東公開信中表示。

高盛首席財務官馬蒂·查韋斯(Marty Chavez)在今年1月份哈佛大學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也說，剩余的工作被自動交易程序接管了，程序則由200名計算機工程師提供支持。

“我們現在在開發自動的交易系統，也是千萬美元地投入下去。目前在和100多個技術供應商談技術突破等問題。”宋翔介紹說，“大家都意識到技術的重要性，(銀行)好日子也不會馬上來，特朗普的政權也有很多不確定因素，所以銀行在經營上比較保守。但是科技和人工智能的變化卻非常兇猛。”

自動化帶來人力的節省之外，還能帶來薪資的節省。據英國分析公司Coalition統計，12家全球最大的投資銀行的銷售員、交易員和研究人員的平均薪酬為50萬美元，含薪金和獎金，而有了自動交易系統之后，這些員工的數量大大減少。

盛景不再華爾街人才流失

宋翔目前管理6名員工，他們分別在印度、多倫多和紐約。在華爾街輾轉十年來，他對華爾街人才的流失頗有感觸。

“如果十年前，計算機系應屆畢業生的首選都是華爾街投行，現在基本都是往大的互聯網公司或者自己創業。華爾街的薪資這幾年相比硅谷完全沒有競爭力。 投行技術部門程序員起薪7.5萬到8萬美元，同樣學歷到硅谷，底薪起碼可以拿到9萬到12萬美元，高科技公司還有豐厚的獎金。”

而對華爾街的公司來說，他們也似乎并不想招人。宋翔的前一份工作在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2010年他進入公司前，公司還招應屆畢業生，隨著華爾街投行們的業務收緊，利潤降低，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的業務也“隨波逐流”，不但不再招聘應屆畢業生，更是把一些底層的工作崗位外包出去。

“公司中后臺部門在美國工作的員工最低級別是資深協理(Senior associate)， 諸如協理(Associate)、分析師(Analyst，此為工作等級，不代表工作內容)等底層的崗位全都外包到印度、東歐去。在紐約上班的員工每天一上班就打電話。”宋翔說，“非常明顯的一點，我自己就像周圍很多人一樣，華爾街在2011年到2012年后雖然緩過一口氣來，但是升遷的機會比較少。”

而高盛、美國銀行等其他投行，則想在美國收入較低的地方雇傭員工，其中包括猶他州、北卡羅來納州等地方。

現在，高盛在紐約和新澤西擁有約10000名員工。該銀行的第二大辦事處位于倫敦，約有6000名員工。位列第三的是印度班加羅爾，約有5000名員工。而高盛的第四大辦事處現在是猶他州的鹽湖城。該辦事處的員工人數在過去五年中增長了近80%，目前在2200人左右。

時間退回到2000年，高盛在紐約總部的美國股票交易臺雇傭了600名交易員，根據投資銀行大客戶的訂單買賣股票。如今，他們只保留了兩個股票交易員。

“ 基本上所有投行都在加強人工智能方面的應用，操作自動化，很多股票交易臺的員工都慢慢地被刪減掉了。我們現在非常重視客戶管理系統，增加公司在業務方面的話語權，以前公司的業務都是圍繞明星銷售、明星交易員展開。當這些人的知識都被強制轉移到系統中去之后，對人的依賴減少，公司的話語權增加。否則的話，客戶關系都在他們的腦子里，一旦人走了，公司損失很大。”宋翔提到。

2015年，投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旗下固定收益部門裁員達25%，裁員遍及各地區。

【來源：第一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