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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體報道了市民被專業的高利貸組織套路的新聞：陳先生在某借貸平臺上面發布1.6萬元的借條，出借人向他分別打款2000元、4000元、4000元、6000元，但除了最后一筆6000元外，其他收到的每筆入賬都被要求第一時間將同等金額通過微信等形式轉回借款（享低息貸款）人，作為借款的押金。最后，盡管實際借款只有3 .2萬元，但是陳先生卻在借貸平臺和出借人處簽下高達12萬多的借條。

媒體報道還顯示，這批借款系2017年11月7日至11月17日期間簽下，3.2萬元對應12名個人身份的借款人，但實際上背后對應的是各類財務公司或者現金貸公司。如何解決這些“砍頭借款”問題？報道中很多專家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平臺履行更為嚴格的風控等手段，從而保護借款人的利益。

從報道來看，該借貸平臺已經把它能做的都做了：設定最高利率上限，如果年化利率超過24%則一律不得出借；給每個借款人設定20萬的年度最高限額；甚至還對“涉嫌高利放貸，或其他非正常方式放貸的不良出借人，平臺將根據風控規則對其予以標記、限制其部分或全部使用權限，情節嚴重者將禁止其使用平臺”。為什么采取這些措施之后還是沒法防止類似現象發生？一個最為基本的原因就是借貸平臺無法掌握這些借貸背后的操作，正如該平臺有負責人說的那樣：“我們在平臺上只能看到借款人A與借款人B簽訂了10000元的合法合規的借貸協議。”

在我看來，要防止市民被高利貸“套路”僅僅寄希望于平臺采取更為嚴格的舉措并不可取，因為最基本的現實就是，平臺盡管掌握發生在線上的那些交易，但是對于繞過平臺的線下交易卻無能為力。

難道這些套路貸就可以為所欲為，侵害借款人的權益？那倒不是。

首先，借款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確認債權債務關系的真實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年利率36%，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借款人請求出借人返還已支付的超過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按照這個司法解釋，借款人完全可以不予償還超過36%的那部分利息。盡管在借貸平臺上體現的利率不超過24%，看起來是一個完全合法的借貸合同，但是因為所有的“押金”都是通過微信、支付寶等在線方式轉賬，這些可追溯的交易應該能讓法院明白真實的借貸利率是多少。法院應當能夠判定債權債務關系的真實性，支持借款人的相關主張。

其次，針對集團化的套路貸行為，借款人還可以向警方報案或者向檢察機關控告。就在1月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主管的正義網以《上海首例以犯罪集團定性提起公訴的“套路貸”案件獲判》為題報道，近日由上海市金山區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戴某等15人“套路貸”案件進行了集中宣判，15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十七年至一年九個月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按照該報道的總結，“套路貸”看似民間借貸糾紛，實則涉及詐騙、敲詐勒索等多項刑事犯罪。具體到作案手段，根據報道的描述則是“當有被害人向公司借款時，以雙倍甚至更高的金額寫借條，并以虛高的金額刻意制造銀行資金走賬記錄，迫使被害人在虛高后的借條、收條上簽字，并以手續費、服務費、保證金等名義再從被害人處收取費用”。從這個角度看，那些表面上看是在借貸平臺以個人名義出借并且以“押金”等名義回收本金的公司放款行為，與上海等地發生的“套路貸”已經非常相像，如果再有敲詐勒索等行為，就有可能定性為犯罪集團。作為借款人，最好的辦法是向警方報案或者向檢察院控告。

如果以上分析成立，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要解決這些發生在平臺外的糾紛，實際上最好的辦法是靠借款人個人而不是平臺：因為平臺并不掌握那些不在平臺上產生的交易，當然也就無法判定出借人適格與否。甚至從某種程度上，那些配合出借人返回借款的行為，實際上也是“共謀”。

企業在設計這個平臺的時候，只是想為熟人之間提供更為體面的借貸方式，并沒有想到這里會成為很多灰色甚至黑色借貸行為的集合地。但是那些套路貸者更沒有想到的是，那些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借款行為、“返還押金”等行為如果發生在線下而且以現金交易，就很難被法院認定是高利貸。而如今雖然不是發生在借貸平臺上，但還是發生在線上，線上的轉賬行為有跡可循，反而容易被法院認定。

從這個意義上講，把線下的借貸行為搬到線上，不僅可以使合法的借貸行為更加容易判定，同時還有助于把那些原本隱藏在線下角落里的灰色甚至黑色行為顯性化，更加有利于保護借款人的權益，這正是這些平臺存在的意義。現在回到主題，如何應對那些發生在借貸平臺以外的“套路”？答案就是，借款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確認超出36%的利率無效；如果這些借貸行為涉及犯罪，可以向警方報案或者檢察院提起控告。

【來源：南方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