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坐不住了，終于要對文化抄襲者們舉起法律的大棒。

近日，有消息表示，韓國國會通過了“禁止外國抄襲文化產品及音樂”的法案。因此韓國外交部等政府層面有了應對非法復制或抄襲的法律性依據。

而這個事情的針對點正是中國，2016年7月的薩德問題，中國用制裁措施禁止引進韓國人氣電視劇。之后，中國國內盜版盛行，韓國政府則因外交問題無法出面造成了損失。

據韓方議員表示，近幾年在外國，特別是中國反復出現抄襲并制作播出韓國人氣電視節(jié)目的事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時三餐》《叢林的法則》《尹食堂》《show me the money》等，除此之外還有多起事例發(fā)生。

但是此前韓國方面看著中國抄襲而束手無策，如今法案通過了，他們有了理由和通道來解決這件事情。但是文娛商業(yè)觀察想說的是，即使有這個法案，這個問題依然解決不了，韓方低估了跨國執(zhí)法的難度和中國抄襲者們的羞恥心。

《極限挑戰(zhàn)》《中餐廳》《偶像練習生》……抄襲層出不窮

從2013年《爸爸去哪兒》開始，國內綜藝似乎一直走在仿韓的路上，但是那時候大部分節(jié)目都是購買正版版權的，如《爸爸去哪兒》《奔跑吧兄弟》都有白紙黑字的購買合同，還邀請韓方制作人全程制作把關。

但是隨著這些節(jié)目的走紅，商業(yè)的巨大利益促使國內綜藝制作人開始悄悄的抄襲，比如現象級綜藝《極限挑戰(zhàn)》就涉嫌抄襲韓國綜藝《無限挑戰(zhàn)》，并因此在2015年第一季的時候停播過一次，傳言就是因為版權問題。

再到后來，隨著限韓令的風聲趨緊，那些有版權的節(jié)目紛紛改版，去掉有關韓方的敏感信息，搖身一變成了原創(chuàng)節(jié)目，比如《歌手》（之前《我是歌手》）、《奔跑吧》（原名《奔跑吧！兄弟》）等，因此收視率、輿論方面遭受一定的挫折。

這對于韓國綜藝圈來說是災難，但是對于中國綜藝圈來說卻是發(fā)財致富的好機會，一大批借機抄襲韓國的綜藝涌現出來，從慢綜藝《向往的生活》，再到去年燃爆夏季的《中國有嘻哈》，每一檔節(jié)目都讓中國從業(yè)者收獲滿滿。

以愛奇藝的《中國有嘻哈》為例，根據報價，16周的合作期，獨家冠名1.5億，聯(lián)合贊助1億，首席特約8千萬，行業(yè)贊助5千萬，指定產品3千萬，作為一個新開播的節(jié)目，贊助費要賣5.4億。

甚至決賽60秒的超級中插被小米3000萬元拿下，創(chuàng)造了綜藝歷史上的新紀錄，可以說《中國有嘻哈》曾經讓愛奇藝賺得盆滿缽滿。在這種情況下韓方只能干羨慕，即使因為版權鬧糾紛最后也不了了之。

而最新的愛奇藝自制綜藝《偶像練習生》，就是赤裸裸地抄襲韓國綜藝《Produce 101》，眼看著抄襲的節(jié)目《偶像練習生》在中國有走紅的趨勢，但是韓方卻不能分一杯羹，也不能得到一個公正的說法，逼得韓國方面只能用遺憾來回應。

根據文娛商業(yè)觀察的不完全統(tǒng)計，從2013年至今，至少有15檔國內綜藝是沒有版權的抄襲，因此有業(yè)內人士戲稱中國綜藝圈患上了“依韓癥”。

限韓令讓韓國主要娛樂公司涉及中國業(yè)務腰斬

這個提案是因限韓令讓韓方遭受損失而起，那么限韓令實施一年多以來，韓國影視娛樂行業(yè)到底有多大影響呢？

這點從最具代表性的CJ、SM、JYP和YG可以看出來。比如YG娛樂，這是一家專注于R&B和Hip-Hop音樂最具代表性的娛樂經紀公司，旗下藝人包括鳥叔、BIGBANG等藝人，都在中國有著極大的知名度。

2017年上半年營業(yè)收入17.92億韓元，同比減少約16.2%；凈利潤1.17億韓元，相比于2016年上半年減少約15.22%。

這意味著在公司層面上來說，YG娛樂2017年半年營業(yè)收入和凈利潤同比下降15%，但是具體到中國或者說亞太業(yè)務上，數據比整體業(yè)績更為難堪。

在“封殺”新聞還沒出來的2016年上半年業(yè)績報告中，其負責在中國業(yè)務的子公司YG亞洲娛樂還能實現11.67億韓元的營業(yè)收入，凈利潤為4.2億韓元。

但是“封殺”一來，YG旗下的BIGBANG、權志龍等藝人很難再來中國發(fā)展，公司的業(yè)務幾乎陷于停滯。如今2017年上半年僅完成營業(yè)收入567.58萬韓元，凈利潤為虧損3.42億韓元，兩個財務數據一對比就能發(fā)現YG娛樂在中國市場的巨大損失。

這次在業(yè)績表現上來說，其他三家公司同YG的情況一模一樣，都處于巨大的虧損中。

JYP公司2016年上半年在中國方面的業(yè)務尚能實現14.23億韓元的收入，7.76億韓元的凈利潤；但是到2017年上半年，JYP中國的業(yè)務收入嚴重下降，營業(yè)收入為8.61億韓元，凈利潤為4628.8萬韓元。

JYP在這種情況下還能夠實現盈利，很大一部分在于其采用了靈活的工作室制度。據悉JYP為中國藝人王嘉爾成立個人工作室，負責打理中國業(yè)務，因此王嘉爾不但沒有受到限韓令的影響，反而比以前更火了。

CJ E&M更多地屬于內容制作公司，在限韓令的重壓下很多中韓合作的項目紛紛叫停。2016年在中國的相關業(yè)務收入達到86.64億韓元，但是虧損卻達到21.42億韓元；相應地2017年上半年營業(yè)收入31.45億韓元，虧損高達38.90億韓元，業(yè)績幾乎是腰斬。

SM的財報更為夸張，其中國業(yè)務大部分裝在一家名為“DREAMMAKER Entertainment Ltd.”的公司內，在2016年上半年財報中單列出這家公司營業(yè)收入267.05億韓元，凈利潤6.76億韓元；但是2017年相關的數據不再列出。

韓國法案的約束力幾乎為零但能起到輿論戰(zhàn)的作用

韓國方面因限韓令遭受巨大損失，而中國的抄襲者們卻因此造富，韓國人怎么也咽不下這一口氣，于是這個法案出來就順理成章了。

只是這個法案的約束力如何呢，真的能讓國內的抄襲者們老老實實地買版權或者研發(fā)原創(chuàng)嗎？

答案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首先涉及到跨國執(zhí)法的問題，韓國的政策也好、法律也好，對中國是完全沒有約束力的；即使韓國外交部出面請求國內執(zhí)法機構配合調查，可能性也不大。

連中國那么多“紅通”人員逃往國外，中國有時候搬出國際警察出面都不好使，更何況是文化方面的糾紛，到時候來回幾個回合敷衍就不了了之。

因此在中國從業(yè)者看來，韓國此次出來的政策更多地是在打輿論戰(zhàn)，從輿論上迫使中國抄襲者有所收斂，迫使中國相關部門能夠管管。

但是韓國方面可能有一些天真了，低估了抄襲者的心理承受能力，這點輿論和帶來的豐厚回報相比，完全不值得一提。

來源：文娛商業(yè)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