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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鵝賓館坐落于廣州市沙面白鵝潭畔。它是中國改革開放后最早開業的一家大型合資酒店，也是與廣州中大酒店、北京香山飯店、中國大酒店齊名，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旅游部門主持修建的八大中外合資酒店之一。

沙面的過去，勾連著中國人反欺凌的歷史，這里曾是外國租借和外國駐華領事館的集中地，1925年，此處還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霍英東特意將賓館選址此處，除了江畔的淤塞灘涂空曠、視野開闊外，他希望在歷史的兩相對照之下，“長民族志氣”。

霍英東給賓館起名為白天鵝，希望賓館也可以像白天鵝那樣振翅沖天，一鳴驚人。白天鵝賓館的建設是改革開放進程的一個縮影，也是霍英東商業生涯的寫照。

壹

改革開放后客商增加，中國酒店業依舊停留在招待所階段。與提出改革開放幾乎同時，鄧小平說，要在大城市建設幾個國際水準的旅游飯店。香港新華社聯系到霍英東，希望他帶個頭。

投資、建設白天鵝的過程并不順利。內地建筑業封閉了30年，建筑師對新事物缺乏足夠的認識，為了讓他們開闊視野，霍英東首先邀請他們到香港參觀著名建筑、與建筑師座談。剛剛開始動工時，他們在沙面搭起工棚，就有人罵他們，說他們沒地方拍拖了。人們大多看不到改革開放的好處，反對聲音很多，說他們搞資本主義，精神污染。

物資短缺是霍英東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他在大陸投資興建的第一個賓館是中山溫泉賓館，動工前，負責港臺和僑務工作的廖承志對他說，“霍先生，內地人力、磚頭砂石都夠你用，其他的我幫不上忙，得靠你自己進口了”。果不其然，各種建材、酒店設備幾乎樣樣告缺，霍英東只有向海外訂購。建設白天鵝賓館時，這種情況并沒有改觀。

“一個大賓館，需要近10萬種裝修材料和用品，而當時幾乎要什么沒什么，連洗澡盆軟塞都不生產，只好用熱水瓶塞來替代。更要命的是，進口任何一點東西，都要去十來個部門蓋一大串紅章。”（《激蕩三十年》）

如果按照這種進度，按時交付如同天方夜譚。霍英東想出一個主意，先把開業請柬散發到北京、港澳，再從側面給各個“關卡”施壓，勉強保證了賓館的順利開業。這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霍英東完成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他卻不這么認為，人的潛力是無窮的，只是需要恰當的調動和激發。

霍英東回憶，那時文革剛結束，哪些改革是合理的、必要的，哪些是錯誤的，他沒有把握，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改革必然牽涉原有的制度、習慣，引起一些大大小小的摩擦。霍英東一概置之不理，完全按自己的設想建設、運營白天鵝，從選址、設計、施工、建材選用到人事、財會、保安制度，以及通訊運輸、采購保管等各方面，親力親為。

“鵝潭秀色”的外景，“故鄉水”的中庭，白天鵝建成后，成為當時中國最高檔的賓館之一，也是老百姓眼中的稀罕物。酒店全面營業第一天起，霍英東就將其開放給群眾，任由他們參觀、拍照。很多人擔心賓館開放會出亂子，霍英東卻有自己的理由：應該讓他們自由進來，看看一些新事物，體會一下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創造，增強每個中國人對自己和國家前途的信心；就是從經濟觀點來考慮，也是開放好，先有人氣，然后才有財氣。酒店開業那天，市民因擁擠而擠掉的鞋子就有一籮筐，后來連續十多天，衛生間的手紙一天消耗幾百卷。

霍英東還把物價、工資改革引入了白天鵝。云吞面是廣州人喜愛的小食，市面價格五角錢，白天鵝的標價卻是四元，啤酒外面四角八分，他們賣兩元多，價格貴出好幾倍。這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要搞市場經濟就要闖物價關。文革期間，工資發放不靈活，工人大多消極怠工，放開物價后，員工福利改善，效率提升，形成了良性循環。

改革開放20周年時，何博傳在霍英東文集《我的參與》中作序道，“計劃經濟之所以失敗，關鍵在被固定了的‘價格’兩個字上；國家開放大計受到最大阻礙，主要在落后閉塞的環境里。所以，率先籌建高級涉外賓館，挑動解除價格束縛之戰，以路通財通思想在南國水鄉開放前沿帶頭引入市場機制推動交通網絡建成，是三件對改革開放實際進程至關重要的大事。而這三件大事，一一留下霍英東不可磨滅的功績。”

何博傳所說的三件事中的前兩件，即是由白天鵝賓館推動的。

賓館全面營業一年后，也就是在1984年，鄧小平登上白天鵝28層總統樓，俯瞰珠江兩岸景色時，禁不住拉著霍英東的手說，“謝謝你，白天鵝好！”

貳

勇敢、冒險、開風氣之先的行為，也是霍英東人生的縮影。

霍英東出身低微，是人們俗稱的“疍民”，清末，疍民與惰民、丐戶同為地位最低下的三類民戶，沒有機會登科而仕。對于霍英東的童年，最讓他感慨的是，為什么生活會那么絕？一張兩米長的小舢舨就是他們的全部家當，一家七口人的生活起居全在這上面解決。霍英東7歲時，因為臺風，在船上做事的兩個哥哥來不及躲避風浪，隨翻側的小船沖進了大海里。霍英東因為在岸邊與小朋友玩耍躲過了這一劫。已經患有淋巴癌的父親，無法忍受喪子之痛，不久撒手人寰。眼睜睜看著兩個孩子被風浪吞噬后的母親，草草安葬好父親后，帶著霍英東與另外兩個孩子離開大海，來到位于香港灣仔石水渠街的貧民窟，艱難度日。

黃仁書院為霍英東打開了人生的一扇窗口，這是一座英文書院，也是香港第一家官立學校，相當于英美的初級大學，國民黨元佬廖仲愷、民初總理唐紹儀、外賬伍廷芳等社會名流都曾在此就讀。13歲的霍英東考進了成績最好的一個班。等到霍英東畢業時，因為日軍侵占香港，霍英東沒有繼續攻讀大學，自此輟學打工。

鏟煤燒火、船塢苦力、糧油倉庫“打哩（給大米過磅）”，兩年左右的時間里，霍英東換了六七份出苦力的活兒，因為難以堅持，在母親的游說下，與其他幾個親戚湊錢，為他開了一間名為“有如”的雜貨鋪。

一年后，香港政府憲報的一則消息改變了霍英東的人生軌跡。有關方面要把太平洋戰場上的大船、登陸艇、炮彈殼等戰后物資運到香港拍賣。報紙用英文寫成，一般市民也很少留意此類信息，霍英東竊喜。他向妹妹借來100元參與投標，出價1.8萬元港幣中標了四十部輪船機器。沒錢付款，霍英東找到一位經商的朋友幫忙籌資，對方一看機器，干脆出價四萬元把它們買了下來。這筆無本生意，霍英東凈賺兩萬兩千元。這也是他掘得的第一桶金。

新中國成立初期，英美等國開始對中國實施全面禁運，中共在香港、澳門設立的貿易機構“香港華潤公司”和“澳門南光公司”采購到物資后無法將其運往內地。霍英東出身于水上人家，熟悉港口情況和水情，成了運送物資的理想人選。

1950年，霍英東幫他們做成了第一筆生意，將柴油從香港運往澳門。為了躲避港英當局的監控，他還組織了偵查隊伍，每天都是半夜開船。近三年的海上運輸，霍英東賺了100多萬港元的利潤。這筆資金也是他贏得的第一筆政治資本，澳門南光公司第一任總經理柯正平稱其為“信得過的重要的供貨人”，周恩來總理更是高度贊揚霍英東這樣的港澳工商界人士為患難之交。

也是因為幫助大陸沖破禁運，霍英東一度被列入港英政府黑名單。對于人生中最受爭議的一筆生意，霍英東自問合理、公道，在商言商。不過，“遞解出境”的傳言還是讓他不得不在后來的經商過程中，小心翼翼，謹小慎微。

1953年，霍英東成立霍興業堂置業有限公司，進入香港房地產業，希望自己另辟蹊徑，打破英資獨霸香港地產的情勢。利氏家族的使館大廈是霍英東購買的第一棟大樓，他不懂支票，也不知道從銀行借貸，背著一包現金就闖進了利家。

當時香港房地產界以整棟樓為單位進行樓宇買賣，對于五層以下的舊式樓房，后來又提出分層出售的方式，因為所需資金量大，這些方式并不能活躍樓市、吸引廣大市民參與。霍英東發明了“預售樓花”的經營方式，興建中或還沒有動工的樓宇或其中的單元稱為“樓花”，分期付款，用定金蓋樓。此種方式一經推出，引爆了香港樓市。

后來，霍英東的這個發明創造成為全球地產界通用的經營方法。不需要投入什么本錢，每棟樓都可以賺一二百萬，三十出頭的霍英東一躍成為香港赫赫有名的大富豪，“收錢收到自己都害怕”。

期間，霍英東還成立了“有榮工程”有限公司，經營海沙業務，從事填海開港工程。60年代，因為無意間參加的一場澳門警察廳籌款的足球比賽，霍英東“身不由己”“鬼使神踴”地進入澳門賭業，與何鴻燊等人一起創辦了澳門旅游娛樂公司。為了避免其中的恩怨紛爭，霍英東主動提出“大聯合”：“搞一個不牟利的公司，大家賺到錢，用于繁榮澳門”。這種雙贏思維也幫助他在地產、船運、旅游、賓館等行業與政府及合作伙伴相處時游刃有余。

比起以上經歷，“把自己的人生際遇押在了穿越那道曾經阻隔了東西方的‘鐵幕’上”，被南方周末《紅頂巨賈霍英東》一文視為霍英東最大的冒險。

1964年，霍英東以香港觀禮團副團長身份參加了建國15周年開國大典，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也第一次見到了鄧小平。八十年代，霍英東成為最先在全國政協、全國人大這兩個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和議政機構任職的香港人之一。香港回歸之際，由他推薦“船王”董浩云之子董建華擔任首屆香港特首。

因為遭到港英政府的封殺，1967年之后，霍英東以退為攻，逐漸淡出香港房地產市場。之后，李兆基、李嘉誠、鄭裕彤等華資商人開始成為香港地產業的中流砥柱。直到中英關系正常化后，港英政府與他的關系才逐漸緩和。

20世紀70年代之后，霍英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體育事業上，利用香港體育界的特殊影響，先后幫助中國重返“亞足聯”、“國際足聯”、“國際羽聯”等國際組織。北京十一屆亞運會申辦成功后，霍英東捐建了亞運會游泳館。北京奧運會場館水立方最大的一筆個人捐贈也是來自霍英東。

叁

回顧一下當時的社會環境，或許可以更好地理解霍英東在改革開放中的價值。

1979年，首都機場1號航站樓落成，袁運生的壁畫《潑水節——生命的禮贊》引起軒然大波，壁畫中畫了3個裸女的形象。壁畫剛剛完成時，很多人因畫中裸體膽戰心驚，只得請示鄧小平，等他說道“我看可以”后，才得以展出。因為擔心改革開放政策突變，霍英東每次到北京都要特意看看這幅畫還在不在。

《霍英東全傳》的作者冷夏這樣描述剛剛開放的中國，“那是在中國剛剛向外敞開一道門縫的時候，是國人戰戰兢兢地面對外面世界的時候”。

與霍英東觀察機場壁畫不同，還在中科院計算所工作的柳傳志則是通過《人民日報》上介紹養牛的新聞，判斷中國改革開放進程，這讓他激動不已，“文革以來，報紙上幾乎全是革命、斗爭、社論，養雞、種菜被看成是資本主義的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報》竟然登載養牛的文章，氣候真是要變了！”這段現代人看來啼笑皆非的歷史，寫滿了改革者的先知與銳氣。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霍英東決定尋根問祖，在廣東省有關部門的幫助下，經過一番考證，確定他的祖籍是廣州市番禺縣。

霍英東晚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南沙開發上。南沙位于番禺縣境內，地處珠江三角洲中部。早在八十年代中期，霍英東就注意到，廣州經濟發展不斷向南輻射，港澳經濟發展卻不斷向北延伸，趨勢形成，自然會令中間地帶的珠江三角洲更加繁榮、發達。盡管當時這里只是一片荒蕪灘涂，霍英東認定，南沙就是他尋找的貫通省港澳經濟大三角的適當地點。

1993年，霍英東在南沙經濟技術開發區掛牌儀式上。

南沙項目是香港富商迄今為止在珠三角甚至全中國最大的投資項目。“瘦田無人爭，耕開有人爭”，南沙開發也與霍英東做過的其他事業一樣，充滿阻滯。霍英東時常想，如果沒有更深一步的變革，沒有創新的相應制度，中國是否一定能夠實現現代化？

2017年全國兩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寫進政府工作報告。這將是繼美國紐約灣區、美國舊金山灣區、日本東京灣區之后的世界第四大灣區。南沙因處于粵港澳大灣區的幾何中心，委以重任。如今，霍英東把未竟的事業留給了子孫。

2006年10月，霍英東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霍英東曾說，“人生就像一場中國大戲，在舞臺上我們身穿皇帝或乞丐的外衣，戲演完了，我們就把外衣脫下，光身子來去。人生是短暫的，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接受命運分派的角色。”

在不確定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這樣的抗爭與涅槃或許也是霍英東帶給今人的啟發。

核心參考資料：《時局的生意：霍英東自述》

來源|商業人物